那是个星期一上午,办公桌上的蜂鸣器第25次响起时,我叹了口气,无奈地拿起听筒。我在路易斯安那的一家医院贫民住院部担任主管,每天都忙忙碌碌。
“谁在呼叫?”我厉声问接线员。
“是一位女士,她需要一名医生到她家出诊,看看她的儿子。”接线员有些紧张,“您愿意跟她谈谈吗?”
隔壁办公室里一个护士等着和我谈话,门诊部里四个常驻医生正在为他们的病人诊断,需要我的指导,而且我的病人也等着我。因此,我实在抽不开身。
“帮帮忙吧?”接线员央求道。
“好吧,把她接进来。”我无奈地答应了。
“吉乌拉医生?”一个有些颤抖的声音传了过来,“我是罗杰斯夫人,我需要一个大夫到家里看看我的儿子巴迪,他瘫痪在床上,必须马上看医生。”
“那么之前是谁为你儿子看病呢?”我打断了她。
她解释说,之前的医生现在不出诊了。社区诊所也不再派护理人员到她家了,除非有一个医生定期到她家出诊。
“对不起,夫人,我帮不了你,我们没有足够的医生。”我说。
“噢,天啊!”听得出来,她很失望。
尽管心底有一个声音劝我赶紧挂电话,但我还是询问了巴迪的情况。
“他天生残疾,不会说话,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。他两岁时学过走路,但好景不长,53年前他的腿断了。”
53年前?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“您的儿子多大啊?”我问道。
“他今年69岁。”
我在心里迅速计算着。“如果您不介意的话,能告诉我您的年龄吗?”
“我今年91岁。”
“您是说您一直照顾着残疾的儿子?在家里,69年?”我简直不敢相信。
“没错。”
“夫人,”我说,“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到您家出诊。”
第二天,我带着助手来到了罗杰斯夫人家。清瘦精神的罗杰斯夫人优雅地跟我们打招呼,她看上去并没有91岁。我们穿过整洁的起居室来到屋子后面巴迪的房间,里面摆设整齐、一尘不染。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古典音乐,窗户旁一盆杜鹃花开得很娇艳。巴迪躺在床上,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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